老年人数字融入，如何探寻“中国方案”？ | 社会科学报

2021年5月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64亿，占总人口的18.7%。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更新一日千里，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新媒体应用大国。在数字化进程中，老年人引起多方关注。

原文 ：《寻求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中国方案”》

作者 |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周裕琼

图片 | 网络

人口结构愈“老”而媒体形态愈“新”

中国的媒介化社会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两大趋势：人口结构越来越“老”，媒体形态越来越“新”。2021年5月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64亿，占总人口的18.7%。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更新一日千里，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新媒体应用大国。在数字化进程中，老年人引起多方关注。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各个环节对老年人的数字融入给出了明确指示。

从学术角度而言，我们认为应该跳出人口陷阱，将年长世代与年轻世代结合起来，采用对比—对话的双重视角来考察当前中国的代际问题，从微观（个人）、中观（家庭）、宏观（国家）等三个层面另辟蹊径，找到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基于图1所示的研究框架，2016年以来，我们先后通过4次区域性及全国性问卷调查、4次行动研究、上万条朋友圈截图的内容分析、50个家庭的新媒体使用日记、60余次深入访谈等系列研究方法采集量化和质化数据，全方面、多维度地了解中国老年人的新媒体采纳与使用现状，深入探究数字时代的代际差异（数字代沟）以及互动（数字反哺），重点讨论中国独特的“家”文化在老年人数字融入进程中所发挥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改变。

图1

家庭：包容、孕育并推动了数字反哺

在微观层面，我们关注老年个体在新媒体采纳与使用中的客观障碍与主观意愿之间的角力。我们主张以“数字弱势群体”来替代“数字难民”这一缺乏学术中立性和严谨性的通俗词汇。弱势并不意味着可怜，而是蕴藏着希望与力量。多次问卷调查反复证明，老年人对新媒体（以微信为代表）的采纳与使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都呈现出“崛起”的态势。

统计分析显示，主观意愿对数字融入的影响显著高于客观因素。年龄的增长会导致客观障碍的必然增加，但只要老年人在主观上持有对新媒体积极正面的认知，仍有可能实现“逆袭”。老年女性在数字融入过程中反超老年男性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结合访谈及工作坊数据，我们认为这种性别反超背后体现的是两大性别群体“积极老龄化”VS“消极老龄化”的心态差异，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参与和人际（特别是同辈及家庭内部）沟通的行为差异。从个体层面出发，我们应该帮助老年人打破从身体排斥到心理排斥再到数字排斥的作用机制，找到从数字设备到数字技能再到数字思维的提升路径。

在中观层面，我们采用家庭传播的视角，聚焦于中国祖孙三代在数字化生活中的互动。在生物和社会属性以外，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明确了“代”的家庭属性以及媒介属性，指出祖代、亲代、子代角色的扮演必然会影响到老中青不同年龄层在数字媒介接触、使用和效果方面的差异，集中表现为数字代沟。我们从数字接入、数字使用、数字素养三个维度对数字代沟进行概念化，并在全国948个家庭3282个样本的量化数据的基础上实现了操作化，给出“中国数字代沟指数”的计算公式。

统计显示，大到整个国家，小到单个家庭，数字代沟无处不在。但随着数字化社会的迅猛发展，数字接入代沟已经逐渐缩小，然而“能”上网并不意味着“会”上网，数字使用和数字素养代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人群分化与内容区隔，造成系统性的社会排斥。为了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数字融入与数字公平，我们提倡换一种角度理解数字代沟，即将之视作水平方向的“差异”，而非垂直方向的“差距”，在代沟的底端，借助中国丰富的家庭传播实践，年长世代与年轻世代仍然连接在一起，这就为数字反哺提供了可能。

与数字代沟相对应，我们建构了数字反哺的三个维度：数字接入反哺、数字技能反哺、数字素养反哺。以全国调查数据为基础，我们将中国家庭围绕着数字媒体展开的丰富多彩的代际传播画卷呈现出来。就反哺现状而言，年轻世代“给出去的反哺”与年长世代“接受到的反哺”大体能达成共识，但仍有接近三成的矛盾比例。在反哺的三个维度上，接入反哺最为普遍，技能反哺远远高于素养反哺，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的代理式反哺最为常见。将年长世代中的祖代（老年人）与亲代（中年人）对比，发现祖代虽然在数字媒体的采纳、使用与素养方面都显著低于亲代（两代人之间存在显著的数字代沟），但他们对数字接入、技能和素养反哺的接受程度都显著高于亲代。

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也印证了上述发现，越弱势的个体（年龄大、教育程度低、女性、自我效能感低、心理障碍多）越多地接受数字反哺。但有趣的是，上述弱势的个体在家庭结构中却处于核心位置，与家人互动频繁深入且关系亲密。综合对比祖代和亲代的反哺影响因素，家庭因素对于先天弱势群体的补偿功能被进一步印证。家庭不仅包容数字反哺，更是孕育和推动了数字反哺。与此同时，数字反哺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促成新型的亲密关系（情），使之取代传统的孝道价值观（理），成为当代中国家庭的核心纽带。

新冠疫情期间的追踪调查显示，数字代沟会延伸到疫情风险感知、防疫效能感和防疫实践等方面，造成中国家庭三代人的健康代沟。文化水平越高的家庭，数字代沟及健康代沟越小，数字代沟（尤其是素养代沟）与健康代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疫情所触发的家庭内部应激性数字反哺和健康反哺对于代沟的弥合至关重要。未来有必要继续深入家庭，探索反哺常态化的作用机制，通过“全家健康”实现“全民健康”。

提供有质量、有温度、有情怀的数字服务

基于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的实证研究，关于老年人传播问题的研究视角，我们应从狭义的“老年传播”转向广义的“老龄化传播”，把“老龄化”视作一种宏观的基础结构和持续的动态过程，深入考察不同年龄群体是如何借助各种媒介形态和各种传播方式来形成关于“老”的社会与文化共识。唯有如此，才能将老年人所面临的数字窘境与更广泛的社会人群（不限于老年人群，而是社会全体成员）和更深远的社会结构（不限于人口结构，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连接起来。因此，推动老年人的数字融入，也需要全社会所有群体的共同参与。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传统的量化和质化研究以外，我们还在深港两地分别招募志愿者展开行动研究，将学术成果付诸实践。针对老年人的3次新媒体教学工作坊让我们认识到，社会外部干预必须与老年人自主自发的兴趣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针对祖孙三代家庭的数字反哺工作坊则让我们注意到“隔代亲”（即孙辈对祖辈的反哺非常活跃且有效）和中年男性的缺位现象。家庭内的数字反哺，必须在亲代承上启下的协调下，唤醒祖辈的能动性，挖掘孙辈的创造性，才有可能突破短期效果显著而长期效果下滑的困境，形成内生性、常规化的“赋能”。

在宏观层面，我们提出，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两者之间的互相依存与制约，是后工业化时代的显著特征，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这个命题不仅和人类社会的进化路径与文化传承有关，对于急遽变迁的中国社会来说，更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空巢化，原本应由家庭发挥的功能被逐渐抛向社会，数字反哺的发生情境也势必由家庭转向社区。因此，我们亟需从国家政策、社会保障、行业平台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民数字融入路径。

具体而言，我们呼吁：政府应发挥主导和推动作用，借助“新基建”战略的实施，为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扫清数字融入的基础设施障碍，还应在老年人数字帮扶中履行兜底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在建立各种数字化便民制度的同时，要给出“非数字化”的替代选项，尊重部分老年人“数字断连”的权利。社区要构建常态化帮扶机制，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吸纳及整合社会资源，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反哺公益项目。互联网平台需本着“科技向善”的原则，积极开发“适老化”新媒体产品，为老年人提供有质量、有温度、有情怀的数字服务，推动不同次元（代际）之间的“破壁”对话与数字反哺。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59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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